说起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言必“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称之为农民从家园被赶往城市的血泪史，此言过于其实。

  实际上，圈地运动发端于十六世纪初，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随着议会废除了反地法令,引发的圈地狂潮已经持续了六七十年，适合圈的土地也早已圈的七七八八，由此能够看出，不能把圈地运动的原因放在“工业革命”这个筐里。

  英国开始的这场工业革命是历史偶然中的必然，但假使没有它的存在，圈地运动照样勃兴不误，因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夜，正是英国的农业革命时期，它产生的时间恰好对应着全欧洲的十七世纪经济危机。

  1621年，商业和货币危机席卷整个北欧地区，到了下一个十年，整个欧洲范围内又爆发了一场贸易危机，欧洲大陆的法国和德意志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产生了明显的经济衰退，法国史学家甚至把十七世纪称为“黑暗的一个世纪”。

  相对欧洲大陆来说，英国的经济表现要稍好一些，没有过大的衰退，只有缓慢的增长，同时期，英国的人口也陷入了增长停滞状态，人口的变化，毫无疑问是经济发展的指向标，当然也与多次有很大的关联。

  对于英国来说，痛苦不仅于此，它还遭遇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在这个世纪之初，斯图亚特王朝入替了都铎王朝，之后就是资产阶级力量的兴起，两次英国内战，一院制的共和国，克伦威尔的护国军政府，折腾了几十年，好不容易1660年王朝复辟成功，不到三十年之后，又爆发了“光荣革命”，资产阶级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无独有偶，17世纪的英国，也发生了宗教信仰的撕裂与纷争，英国清教徒发起了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但议会通过的《信奉国教法》却使他们遭受到政府和教会的双重残酷迫害，不得已之下，清教徒们掀开了移民北美的帷幕，并最终形成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内战、瘟疫、宗教迫害、经济停滞等等这些全部社会因素，构成了十七世纪的英国混乱局势和危机。

  危机中，也蕴含有一些机遇，不管是大规模移民北美大陆，还是开发印度次大陆，随着英国海军力量的不断壮大和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没落，十七世纪英国的对外殖民事业有了更新的进展，这极大限度地配合了英国树立的“重商主义”国家政策。

  总体来说，人口增长的停滞对于农业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十七世纪英国传统的谷物种植业的确面临着太多的困难，谷物价格下降、地租下降、农民因债务破产都成为了普遍现象，十七世纪中期来自牛津郡的一份报告数据显示，农产品的跌幅已达到了70%，这种现状也逼迫当局不得不制定出鼓励出口的政策，借助国外的新开辟市场，这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与谷物种植业的萧索成反比，畜牧业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也是受到英国外贸的传统优势——呢绒行业的带动。

  英国的温带海洋性气候为英国人带来了优质的牧场，适合畜牧业的发展，尤其适合绵羊养殖，绵羊毛的质量冠绝欧洲，在13世纪和14世纪，英国的出口贸易几乎等同于羊毛贸易，那时候的毛纺织业的重心是在意大利，热那亚等国的商人从英国进口羊毛，在意大利完成了制作的步骤，往往把制作成的精美产品再返销给英伦地区。

  英国政府当然也意识到了这种问题，从十六世纪开始，专门制定法律，大力推动呢绒工业发展，也借此解决了圈地运动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在荷兰八十年战争和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又借机从大陆吸引了大批尼德兰和法国纺织技工，提升了英国本土呢绒工业的水准，到了十七世纪末，毛纺织业已经遍布英国各地，成为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

  伴随着毛纺织业的发展，英国的纯农业人口数字也不断下降，从15世纪的90%到了17世纪的50%，大量的人员从农村来到了城市，成为产业工人。

  农业革命的必要前提就是人口城市化，必须把大量农业人口迁移到城市，这一点英国已经做到了。因为在绝大多数的人口附着在土地上的情况下，必然会带来东亚式的土地精耕细作模式，且不说英国的土壤和气候也并不支持这种操作，对土地的无限挖潜也代表着对人力的无限浪费，随着对外贸易话语权的确立，国外或者殖民地的农产品和其他原料更加有优势，英国农民事实上也无需再去把主要精力放在最传统的谷物种植方面，而是选择种植城市人口需要的经济类作物。

  在政府的调控下，危机变成了机遇，农业人口积极调整农业结构，由谷物种植变为附加值更高的畜产品和乳制品的生产，使得本就存在的混合、多元的农业经济结构进一步得以深化，进入了崭新的时代。

  不采用深耕细作的模式并不代表生产力徘徊不前，在这一时期，汤森勋爵致力于研究土壤改良，贝克韦尔用杂交、人工淘汰的方法来改良畜种，用以提高牧畜产量和质量，“可轮换耕作”制和“引水灌草法”解决了牧草不足的难题，畜牧业产生的牲畜粪便又增加了耕地土壤的肥力，这些农牧业改良与改进措施使得17世纪的英国农牧业单产也有了很大突破。虽然从业人口不断减少，但产量却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之势，小麦的单产量比之以前增长了近八成，生产率甚至超过了原先最负盛名的低地国家荷兰，到了十七世纪末，英国已经变成了谷物大规模出口国。

  农业革命较早在英国发生的另外一个因素则是超级城市伦敦的创生。虽然说城市化本身已是农业革命的必要前提，但这种前提是建立在“被动”的减少农业人口方面，这里所说的因素则是指大规模城市对于农业革命的“主动”反哺作用。

  工业化（并不是工业革命才开启的工业化）的发展使得人群大量涌往伦敦等大城市，并把伦敦直接推到了超级大都市的位置上。到了十七世纪末，伦敦慢慢的变成了人口超过57万的大都会城市，此时的法国人口则是英国的四倍，但巴黎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才达到这种规模。

  随着伦敦城规模的膨胀，近郊的一些乡村地区甚至会出现了“逆工业化”现象，原本需要同中北部广大农村地区竞争的乡村纺织等工业悄然地消失，因为再从事那些简单的乡村工业的性价比远比不过专门为城市配套产出农副产品。他们在伦敦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方面做足了文章，奶酪、鸡蛋、牛油等畜牧产品和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获得了极大的销量。

  正是伦敦这种城市对农副产品的“集中需求”，才带动了英国南部的农业的产业革命。

  南部农业的产业变革，又使得中北部地区的乡村工业得到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规模也得以逐步扩大。因为畜牧业所需要的人手有限，在保住畜牧业这项传统主业之后，劳动力更多的涌向纺织工业为主的家庭工业。

  畜牧业的另外一个副产品是皮革行业，亚麻种植直接推动了麻纺织工业，采矿业促进了制钉等金属加工业，众多的港口又带来了大批量的棉纺织业，城镇类型的多样化还不仅仅反应在加工方面，在17世纪，英国还出现了一批服务型的旅游疗养城镇。

  不同于政府在别的行业方面的指导和鼓励措施，在农村住宅建设方面，政府倒并没有拿出超越时代性的政策，但是，根据英国史的记载，在英格兰北部和西北地区，进入十七世纪中期以后，在农村地区普遍发生了“农舍重建”的热潮，从中至少可以发现十七世纪英国农业革命进展的重要成就。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前的整个十七世纪，被英国人称为“原工业化”时代，也是“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时代，没这个“原工业化”时代的农业革命，英国下一个世纪的工业革命这口大锅便被抽去了助燃的薪火。

  在这个明明是充满着经济危机的年代里，英国农民能够逆市上扬，完成“农业革命”的过程，并享受革命的成果，既得益于政府的立场和政策，也得益于毛纺织业的传统产业布局，也离不开他们的劳动奉献。

  事实上，那种所谓“羊吃人”的可怖现象的发生概率，在一个经济快速地发展的社会中是难以产生的，早在十七世纪之初的詹姆斯一世统治的时代，煤矿开采业就成为了英国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很多盛产煤矿的领主甚至为他们土地上的佃户能够享受到免费提供的煤炭这种冬季供暖福利。

  煤矿业在十七世纪英国的发展，也直接引发了蒸汽机的发明，忘掉历史书上的瓦特吧，在瓦特发明带有分离器冷凝器的蒸汽机之前的71年前的十七世纪末期， 萨弗里制成的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提水机就已经获得了英国专利。它被发明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抽取煤矿深层的地下水。

  工业革命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在它姗姗来迟之际，英国已经昂首完成了农业革命，进入了非农社会。

  参考资料：谷延方：《17世纪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毕道村：《英国农业近代化的主要动因》顾銮斋：《资源、机遇、政策与英国工业化的启动》刘淑兰：《英国产业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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